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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簡史
          發布時間:2015-06-03 15:10 來源:青年時報 閱讀次數:1534 打印本頁】【關閉窗口
           

            通常,我們把1982年看作是新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元年。
           
            這一年的3月26日,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錢其琛主持新聞發布會。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我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如果說2003年以前,中國的新聞發言人是外交部“一枝獨秀”的話,那么,在2003年之后,這一群體則呈現出“全面開花”的態勢。
           
            而這一變化,源于2003年政府應對“非典”危機過程中的“巨額學費”。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認為,“后非典時代”才建立了中國的現代新聞發言人制度。隨后,新聞發言人成為一個時髦的詞匯,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鋪開。
           
            延安時期
           
            主席上陣,才女當家
           
            新聞發言人制度不斷發展,現在已經建立起三級發言人制度,中國的新聞發布制度基本形成。
           
            事實上,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開始嘗試新聞發言人的最初實踐,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雛形。最初的新聞發言人帶有濃重的政治宣傳需要,而解放后的新聞發言人則重點體現在外交領域。
           
            早在國民黨當局對蘇區展開圍剿之時,中共開始采取措施加強對外聯絡和宣傳工作。1936年,還在長征途中,中共成立中央對外聯絡局,李克農任局長。
           
            隨后,中共開辟了從瓦窯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線,與外界聯系。此交通線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共的輿論封鎖,標志事件之一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在延安的采訪。中共采取了大量的外事宣傳工作。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抵達延安,毛澤東親自擔綱“新聞發言人”,闡述中共主張。
           
            波蘭著名記者愛潑斯坦評價說,這是“把一座關了很久的門打開了縫隙,使陽光透進來”。
           
            通常被認為是中共第一位發言人的是新中國第一位女外交家龔澎。她也是中國第四任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妻。
           
            1940年秋,時值抗戰的關鍵時刻,已被調往重慶工作的龔澎擔任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兼翻譯,同時也擔任中共代表團的新聞發言人,主要和外國記者打交道。正是她向外國記者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
           
            對于中共第一位發言人是誰,學界還有不同的看法。董天策認為,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最有可能是范長江。抗戰勝利之后,已經加入中共的范長江被周恩來指名擔任中共中央和平談判代表團新聞處處長,并擔任中共對外發言人。從1946年開始,在中共駐南京代表團擔任發言人的是另一位報人——梅益。
           
            那個時候的新聞發言人還沒有形成一種制度。鑒于當時的特定形式,新聞發布既是一種政治宣傳,也是一種外交斗爭,更是一種統戰形式,特別是在抗戰到建立新中國之間的這個歷史時期。當時的中共新聞發布被賦予了較多的歷史性的政治任務。
           
            建國后
           
            外交家的個人魅力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的對外新聞發布工作主要是外交部主導的。
           
            1949年11月,龔澎被任命為情報司司長(1955年更名為新聞司),她的一項工作內容就是聯絡和管理外國記者及外國通訊社。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中國正式的新聞發言人首次在國際舞臺亮相。會議期間,龔澎和黃華作為中國政府的新聞發言人舉行了多場記者招待會。
           
            這個時期,中國政府的重大新聞都是由新華社首先發布,龔澎大膽提出新聞司應提早發布信息,讓新華社和外國通訊社同時發新聞。
           
            在國內的新聞發言人也是由外交部主導。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外交部新聞司在八大會場專門設立了新聞報道組。
           
            但中國真正與國際接軌,開辟新聞發言制度,是在改革開放以后。
           
            通常,我們把1982年看做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元年。
           
            1982年3月26日,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錢其琛主持新聞發布會。
           
            這場新聞發布會時間不到5分鐘,沒有安排記者提問,新聞發言人也不回答任何問題。
           
            這是一個高度簡化的新聞發布會。但是這是外交部第一次以發言人形式舉行新聞發布會,開創了外交部發言人的先河。
           
            嚴格意義上說,此時的新聞發言人還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新聞發言人。但在中國新聞發言人歷史上,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1983年3月1日,時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齊懷遠作為中國第一位正式的新聞發言人,站在了外國記者的面前。
           
            那個時候,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是很明確的,一般是由副部長或者司長兼任發言人。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需要讓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了解中國,就需要給別人提供信息。
           
            后非典時代
           
            被大事逼出來的發言人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董天策說,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使政府認識到信息公開的緊迫性。
           
            資料顯示,從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衛生部連續舉辦了67次新聞發布會。
           
            “非典”事件中的“苦頭”“甜頭”嘗遍之后,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也應運而生。
           
            2003年9月22日,國新辦在北京順義舉辦了第一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據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的回憶錄記載,時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趙啟正在第一堂課上說:“中國的聲音為什么在西方這么弱,我走到哪里都聽不到中國的聲音,說到底是我們的工作沒到位。”
           
            第一期參加培訓班的人被稱為新聞發言人“黃埔一期”學員,除了王旭明外,還有2011年被免職的鐵道部原新聞發言人王勇平。
           
            “非典”過后,國內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開始全面鋪開,公檢法系統中也開始大膽試水。
           
            在此之后,新聞發言人的每一步推進,在很大程度上都來自一件件“大事”的步步“倒逼”。
           
            比如在舉行重大盛事的前夕,比如奧運會、亞運會、世博會等,新聞發言人制度在舉辦城市,開始了“不約而同”的建立和深化。
           
            另外一種“大事”,也同樣在客觀上推動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它們不同于奧運、亞運、世博等這樣的國家盛事,而是社會上累積的矛盾情緒的爆發。這些“大事”,被習慣性地稱為群體性事件。
           
            在董天策看來,2008年后,貴州甕安事件、廈門PX項目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體性事件多有爆發。而隨著網絡力量的壯大和媒體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作為產生這些群體性事件的主體——基層政權,面臨越來越大的維穩壓力,而傳統的處理方式已經落后。
           
            從2008年甕安事件以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始了一輪對各地縣委書記、縣長、縣公安局局長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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